在此之前，广东中山市等地已推行“妈妈岗”，但一般只限于有育儿需求的母亲。上海此次一步到位，将“生育友好岗”的概念拓展至所有需要抚养儿童的劳动者，理论上为人父者也可以申请此类岗位。不过，基于人类婚姻模式与家庭分工，母亲更多地承担照料幼儿的责任，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
上海的低生育率现状令人担忧。2023年的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6，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意味着，第一代100人，第二代可能缩减为20人，第三代可能只有4人。如何直观理解这一数据？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为了维持人口规模，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黄埔静安的0.42，意味着家族传承在短短几代间就可能面临严重萎缩。
为了应对低生育率，上海的策略是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工作定居。近些年，上海的落户政策呈现出不断放宽的趋势。然而，有声音认为，真正的策略应该是提振生育率。
对于上海或其他大城市而言，吸引年轻人与提振生育率并非同一件事。上海的高薪与多样化工作机会，以及丰富的物质消费场景与精神生活氛围，使得吸引“小地方”的年轻人比提振本地生育率更为容易。然而，这一策略并不能外推到全国，因为局部最优策略并不一定是全局最优策略。
从全国来看，新生儿数量在短短八年之间腰斩，情势同样严峻。除了社保、财税与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之外，还威胁社会存续与国族绵延。因此，提振生育率才是全局最优策略。
上海推“生育友好岗”的目的也是提振生育率，但效果可能有限。现代社会，一个家庭的生育安排更多受价值观的影响，而非物质收益与成本。同时，现收现支的养老社保，反婚姻家庭价值观的盛行，以及从家族的解体到小家庭再到原子化个体，都抑制了生育率。
“生育友好岗”的意义在于，在职场营造一种对母婴、母童友好的氛围，在当前社会氛围下，至少具有边际改进的意义。对具体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种代偿机制，双职工家庭一方可以利用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取得收入贴补家用，同时又可以照看幼儿。
然而，我们不应过高估计其对提振生育率的作用。低生育率问题反映的是深刻的价值观与制度问题。婚姻家庭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石之一，它必须建立在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与权力责任对等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分工，建立共同利益。这就要求对男女双方的权益予以一视同仁的尊重与保护，对男女各自的生活处境予以系统性、均衡性的体察，反对一方原罪叙事。现代社会是好的，但若无法自我再生产，那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称之为进步。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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