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时分，手机铃声打破了宁静，瞥见一串陌生的号码，我并未立刻接听。铃声再次响起，我依然不为所动，坚守我的原则：通讯录之外的号码，一律视而不见。
然而，铃声第三次响起，我的心弦被拨动，生怕真的有什么要紧事，稍作犹豫，我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一个女声传来：“阿姨，别挂电话，我是某某某的儿媳，我婆婆去世了，临终她让我找到你，她说感谢你让她多活了这么多年。”
听她诉说，她的婆婆因胰腺癌去世，从确诊到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选择了保守治疗，也算是减少了不少痛苦。婆婆的心愿，是希望儿媳能找到一个人，告知对方自己的谢意，于是，小玲找到了我，她觉得这样能给婆婆一个交待。
挂断电话，我的脑海中反复回响着一个问题：怎么是胰腺癌呢？她应该得的是妇科方面的疾病才对。
为了叙述方便，我称她为小玲。我和小玲并不十分相熟，虽然都在同一个大单位，我在机关，她在车间，工作交集不多。
然而，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都在一个班，因此，我们有了这样的“点头之交”。
孩子们上二年级时，家长们窃窃私语，说小玲离婚了。再次见到她，总是一身疲惫，一脸憔悴。除了投去关切的目光，我别无选择。
一次，我去职工医院探望同事病重的母亲，在病房里看到邻床的小玲。询问得知，她因胃病已住院好几天。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人陪护，就吃医院病号饭。晚上我熬了稀粥，炒了两个小菜就送到了病房里。
陪她说了会话，收拾餐具准备回家时，她吞吞吐吐地说，能不能再坐一会，她想和我说说话。
此时的小玲，就像《白毛女》中白了头发的喜儿，倾诉的欲望特别强烈。她说她憋得慌，苦于无人诉说，虽然和我并不太熟络，但相信我的为人，知道我不会伤害她。
通过小玲断断续续，毫无逻辑的叙述，我理清了她不为人知的故事。
小玲和前夫是初中同学，前夫家庭条件优越，爸爸是市里的中层领导，妈妈是妇产科医生。美中不足的是前夫个子矮，只有1米65。
上初中时，前夫就看上了身材高挑，肤白俊美的小玲。用尽各种计策，玩命追求。出身普通家庭的小玲，向往干部家庭那种富足的生活，最终委身于前夫。
第一次怀孕，小玲吓坏了。告知前夫的结果是：打掉。
因为前夫的妈妈根本不同意小玲当儿媳妇，她家需要的是“门当户对”，能对仕途有帮助的亲家。
80年代初，“人流”可不是一件小事，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不给做手术。
前夫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妇科医生妈妈。妈妈为斩断“孽缘”，不惜违背职业操守，偷偷独自为小玲做了“人流”手术。
这样，小玲从82年到84年的两年间，前婆婆一共为其“人流”四次，平均半年一次。
直到第五次怀孕，前婆婆不敢给小玲做手术了，她是妇科医生，她深知继续“人流”的后果。
小玲和前夫奉子成婚了，不久生下了儿子。
但这样的婚姻终究不会幸福，婆婆从没把小玲当家人看待，前夫也是过了新鲜劲，“艳事”不断。小玲为了儿子，忍气吞声。
儿子四岁那年，一个年轻女人找上门，怀了前夫的孩子，前夫逼小玲离婚。
小玲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也没死缠烂打，就提一个条件：要儿子，不然不离。
婆家很爽快答应了，小玲带着四岁儿子住进了厂里的单身宿舍，后来分到了住房，日子虽辛苦，倒也很安宁。
这次胃病住院，小玲是生了场大气。本来离婚后前夫每月给儿子抚养费，可近几个月前夫不给钱了，说那边孩子也需要钱。那个年代，法律还没健全，前夫不给钱她一点辙都没有，只能干生气。
听完小玲的故事，我向她保证：她婚前堕胎的事，除了前夫和婆婆，加上我，不会再有他人知道。
至于前夫给不给抚养费的问题，看她自己怎么处理，如果她能养活儿子，就和前夫断得利利索索，好好过自己的日子，眼不见为净。
如此这般，开导了一会，看她情绪好多了，我就回家了。
以后再见她，都是点点头，笑一笑，算是打招呼。
我女儿上初中去了市里的寄宿学校，我就没怎么再见过小玲。
再后来，忙孩子，忙老人，忙完这事忙那事，直到退休来海边养老。
这么多年，我几乎忘记了小玲的存在，也没有她的丁点信息。
中午的这个电话，一下打开了我的记忆，小玲瞬间充满了我的脑海，只是她已经离我们而去。
我能想像这些年她是多么不容易，她内心的苦岂是外人能够理解的。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年轻时做过多次“人流”，竟然没有留下妇科后遗症，最后夺走性命的却是“癌症之首”胰腺癌，命运，真是造化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