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易烊千玺先后演绎过肿瘤患者、草根逆袭的华强北打工仔后，他身上逐渐流露出一种朴实、倔强、坚韧的气质。那张清瘦、内敛的苦相脸，结合土气朴实的装扮，为这个曾经的流量之子，注入了某种渴望转型且立志探索苦难人生的信念。
因此，当易烊千玺以一位脑瘫患者形象出现在2025年元旦档电影《小小的我》里，观众难免预设一个坚韧不拔的底层小人物形象。但这一次，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不是人们心中预设的那样。他是弱者，但并不弱。他有才华，有情欲，不渴望同情和怜悯，只渴望被当成一个“人”。
刘春和不是《奇迹》里的景浩，不是生活重压下发愤图强的小草，而是愿意欣赏生活过程、懂得照顾自身的苔花。作为全片的关键意象，诗人袁枚笔下的苔花，外化在《小小的我》主角刘春和身上。他的傲气与从容，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人紧紧攥住的基本自尊与生命意志。残疾人是“普通人”，是“正常人”。因为世界对人的评价维度，不应只有身体机能和社会化程度。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理想和欲望，自己独特的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小小的我》试图描摹“他们本来如何”。它没有讲述一个底层弱势群体坚韧和不屈的煽情故事，没有陷入那种渺小生命的伟大意志式的励志叙事，而是试图呈现“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状态。以至于，在看完电影后，观众会发现，向来作为社会弱势者的残疾人，在影片中竟拥有了甚至强过许多正常人的生命力。
拍摄一部刻画弱势群体的电影，极易面临一种质疑：能否真正站在弱势群体的视角。而《小小的我》至少做到了“平视”。它平视一个脑瘫患者原本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们希望怎样去生活。相较于仰视和俯视，平视在叙述手法上更难以传递强烈的感情，却更容易拓开一种真正的“人如何存在”的反思空间。
湖北脑瘫女诗人余秀华最初为世界所知时，伴随着一个形容词——“摇摇晃晃”。这来自导演范俭以她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生》。大部分脑瘫患者，都不得不“摇摇晃晃”。作为一种神经系统疾病，脑瘫往往伴随着肢体运动障碍和语言障碍。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他们需要费力跨过的难关，用筷子、写字、打字、倒水，都需要与躯体做对抗。
《小小的我》里，出生八个月后就罹患脑瘫的主角刘春和，在二十岁这年终于参加完高考。这年夏天，他给自己报名了一个辅导班的老师应聘试讲。刘春和摇摇晃晃地走上讲台，座下的孩子们窸窸窣窣地发出了惊讶或嘲笑的笑声。刘春和没有理会。他缓慢地打开PPT，上面是他今天要讲的诗词，清代诗人袁枚的《苔》。
刘春和在引用袁枚那首诗时，特地将它与刘禹锡、白居易等诗人笔下的苔区分开来。后两者的诗句里，苔花是渺小、平凡而坚韧的存在，是他物的点缀，但在袁枚笔下，苔就是主体，世界唯有她，她就是全世界。在刘春和身上，这份主体性主要以欲望方式呈现。一种被当作正常人，也作为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欲望。
刘春和总是渴望拥有更多，融入更多。这不仅是对被认可的欲望，更是希望充实自我生命价值的欲求。就像导演杨荔钠在采访里说的，“他们不是社会进程中主要的竞争者、成功者，但他们从来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一直在有限的范畴内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社会需要这样的践行者、参与者。”
刘春和身上另一处主动性的体现，是他绝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复读、念离家近的学校。他坚持要用现有的高考成绩报考师范大学，要去补习班和咖啡厅找兼职。他要主导自己的人生。一次争吵中，蒋勤勤饰演的母亲陈露忍不住对坚持要上师范的儿子爆发：“你这样子人家怎么会招你？”刘春和瞬间崩溃了。在大部分时候对母亲的沉默和接纳之后，他终于忍不住爆发：“我就像一只被关在动物园里的大猩猩，只为了满足你作为饲养者的虚荣心。”他的语速很慢，但愤怒很足。
刘春和对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大多来自于内在的生命力和渴望。因此，外部世界的诸种态度，并不能影响他建立自我。可家庭内部的不理解和不正视，会直接从内在击垮他的信心。曾拍出《妈妈！》的导演杨荔钠，在《小小的我》里，同样描摹了那种复杂的母女关系。而这份代际关系，也可以说是电影着力呈现的情感的“残疾”。对应着主人公身体上的残疾，都持续着经年累月的隐秘的疼痛。
相较于母亲陈露，陪伴刘春和更多的亲人是外婆。这个乐观开朗的老太婆与其他人都不一样，完全不把刘春和当作残疾人，而是会满怀激情地鼓励他去补习班试讲，去打鼓，去咖啡店应聘，并在第一时间捧场喝彩。她也会帮刘春和一起向女儿隐瞒他没有在复习的事实，支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外婆对外孙的这种爱与支持，更像是弥补当年她自己做母亲时的缺席。这也导致陈露长大后不懂得如何做一个母亲，对待脑瘫的儿子，她始终存在着一种冷淡的掌控欲。这种掌控欲更接近于中国式父亲的那种生硬和粗暴的大家长。
刘春和有个习惯，那就是在感到失落的时候将自己装进行李箱里，拉上拉链，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起来。一次，他将自己放进行李箱里，母亲和父亲发现陈春和不在家。但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寻找孩子，而是“他（行动不便）能跑到哪儿去？”然后开始讨论和设想，如果没有这个脑瘫儿子，这个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令人失望和心痛的是，对儿子的心理漠视，恰恰是因为陈春和的生理缺陷。他们将陈春和视为一个终身需要人照顾的婴孩，不相信也不允许他能张开翅膀，飞出身体的牢笼。
刘春和虽然已经成年，但二十岁的他依然渴望母爱，渴望亲情。他亲手做了糖果，带回家给刚生产完的母亲吃。却被告知，母亲的血糖还没恢复，不能吃糖。连日来被抛弃的感觉如溃堤般由细到大爆发，他开始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糖，到最后包装纸都不撕，直至塞到不能自已。这是一种对无声的宣泄，他用对自己而言并不顺畅的咀嚼和吞咽，无言地咽下那些委屈和愤怒。
不过，在疼痛和委屈都爆发出来后，紧随其后的是“和解”。陈露来同刘春和谈心，表白他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这位母亲一反电影前半截的紧绷和愁绪，流露出后知后觉的母爱。故事最后，外婆也向刘春和偷偷讲述了自己年轻时为了保护陈露肩膀被砍伤的故事，她不打算将这事儿告诉女儿。
总是不被表达出来的中式亲情，就像这部片本身几乎唯一的短板一样，在抛出真正的问题后，并未试图寻找答案，哪怕给予一条线路的指引，也没有。电影最后，刘春和收到了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杂物里艰难找到快递、吃力地拆掉纸袋，取出红色通知书的那一刻，一个并不明显的励志故事又诞生了。一纸通知书，意味着自己的决定得到世界支持，意味着他的未来可以由自己做主。刘春和成功完成了对母亲的反叛，以及对自暴自弃、消失的念头的反叛。
严格来说，它依然在冷静的白描过后，为观众端上来了一碗鸡汤。只是这碗鸡汤伪装成了糖水，只令人感到甜蜜，而忘了其油性和滋补的那部分。这是《小小的我》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它轻柔地触探了一个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未能从里走向外。
电影对于刘春和所经历的外部处境的刻画，停留在个体的偏见构筑的微观环境。咖啡店员招收刘春和，是为了门店的公益形象，以及招收残疾人员工能减免税收。对于这些，刘春和都知道，都习以为常，且坦然接受。因此，当周雨彤饰演的雅雅作为外部少见的能平视他的人，闯入刘春和的世界里。他感受到的震颤，反而是极少体会到的、撼动心灵的新鲜感。
这个逻辑最终会通往的等式是：如果“刘春和们”的人生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人的偶然的激情或善意，那这个世界必然不会是他们将来要经历的真实世界。刘春和必然知晓这一点，那么，在未来离开家后，离开最亲的外婆、母亲之后，他是否还能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去面对生活提出的更广阔未知的考验？在电影里，刘春和大概率能。但在现实世界，“刘春和”们的未来，仍是更大公约的未知数。
《小小的我》至少是可贵的。在这个习惯用故事去嵌套人，而非用人推动故事的国产片市场，它至少试图从人的角度出发，触摸残疾群体的真实与渴望。
